黃福慶先生訪問紀錄（下）：追憶我與近史所檔案館的那些歲月*
受訪人：黃福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首任檔案館主任）
訪 問：蘇聖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檔案館主任）
時 間：2025年8月6日15:00-17:00
地 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大樓1202研究室
圖一：黃福慶先生於檔案館閱覽室留影。
* 編者按：在上篇內容中，黃福慶先生談及他自1963年擔任本所臨時助理員起至1988年兼任檔案館主任的經過，並追憶自郭廷以所長接收檔案、本所檔案室擴編至呂實強所長促成興建檔案館的過程。在此基礎之上，黃福慶先生繼續談及他在檔案館主任任內的重要事蹟，並娓娓道來檔案館如何打破成規走向開放，成為我們今日所熟稔的模樣。
壹、任內檔案館重要業務
一、喬遷新館
我於1987年8月擔任檔案館主任，至1994年1月卸任。檔案館落成後以搬遷工作為上，這是我在檔案館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大的工程。將C棟的眾多檔案轉移到新大樓，工作繁重又複雜。我很感謝國興先生的協助，他先前就規劃好如何打包、裝箱、標籤註記及上架等各項工作。
謝先生點子很多，他規劃在B棟與C棟之間（現在的車庫上）搭一架橋掛樓梯上，將打包好的檔案和函套像溜滑梯般滑下來，至少有一階段省時又省力。另外，謝先生還拜託當時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就讀博士的潘光哲研究員來工讀。後來潘先生遇到我時，還笑說檔案館搬家時他在當「捆工」。我很佩服檔案館同仁的堅忍精神，他們完全沒有假手搬家公司，日復一日地將檔案搬上推車後又一車一車的運到檔案館，最後再分類一一上架。
圖二：本館遷館工作情形。檔案館同仁正以人工接力方式搬運檔案，兩棟建築物之間搭設架橋，將檔案函套以滑梯方式傳送，再接續搬上推車。
1965年4月近史所正式設所後，郭所長即致函經濟部長李國鼎先生請求移轉該部逾期檔案；於1965年6月獲經濟部同意後，本所便於1966年起陸續接收1901年（光緒27）年至1949年（民國38年）的經濟檔案，並先後由趙中孚先生、李國祁先生等人主持經濟檔案的整編。
二、館藏經濟檔案的整編
我擔任主任期間的第二件大事，是經濟檔案的整理編目。檔案館分為閱覽組與編目組，大方向則交待執行秘書謝國興先生（任期至1989年9月），有如CEO負責實際管理業務。
當時外交檔大略整理完畢，依原檔架編號只需重編函套，因此重點在經濟檔案編目，以便管理及調閱。在我於1994年卸任前，館中徵集之經濟檔案涵蓋時間自1660至1980年代，是研究近現代中國及臺灣經濟發展之重要史料。館藏經濟檔案不僅數量龐大，復因經濟事務主管機構變更頻繁，為因應特定事務經常建置臨時性單位，故機構全宗的種類亦多。經濟檔案長期存放臺糖 等機構倉庫，霉爛殘破且紊亂，移交到館最初都在清潔、裱褙或重編。 有時得用針線縫合裝訂散件，最後才開始分類與編目。
三、出版《膠澳專檔》與館藏檔案目錄彙編
我主持檔案館期間的第三件重 要工作，便是出版《膠澳專檔》以及經濟檔案、外交檔案和中外地圖等館藏檔案的目錄彙編。
《膠澳專檔》由莊樹華等同仁編纂，內容包括曹州教案、德進兵山東、德租借膠澳經過、中外對膠澳事輿論等議題。該彙編收錄內容自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到1912年，採取影印照像方式出版，以保持原件樣式為原則，故很受重視。
除刊行《膠澳專檔》外，當時本館亦編纂了館藏檔案的目錄。 由於近代中國歷史檔案因戰亂播遷而分散各地，所以館藏資料介紹與目錄製作顯得格外重要。比如，當年若要調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的檔案便受限於目錄不對外開放，導致使用上相對不方便。因此，檔案館先後完成《外交檔案目錄彙編》、《經濟檔案函目彙編》、《近史所檔案館藏中外地圖目錄彙編》。 在沒有電腦的年代，若有此工具書輔助，極有助於搜尋檔案，不必千里迢迢奔波。
圖三：黃福慶先生擔任主任時期本館出版書籍略圖。
四、其他業務成果舉隅
1. 外賓來訪接待
當中外貴賓來訪時，介紹檔案館館藏檔案，是重要活動。
圖四：1990年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到館參訪。坐者左一為王亞權女士、左二為賈馥茗教授，背對者為王萍研究員，立者右一為黃福慶先生。
2. 接收檔案
商業司的檔案接收是1992年我負責去交涉的。檔案借放虎尾糖廠倉庫，裝在木箱狀態破爛。經濟部的人帶我和莊樹華、蕭玉蕊女士去盤點後接收，由卡車運回來。糖廠用豐盛的晚宴招待我們，並在日本宿舍住一夜，備受禮遇。
3. 整編檔案
當年以有限的人力與經費，逐步展開檔案的徵集、整編及開放閱覽工作。檔案整編方法歷經多年摸索，多方學習改正。整編檔案的流程大致為徵集、清點、燻蒸、分類、修裱、裝訂、編號、編製目錄，進而裝入卷宗、函套或紙箱，編函號或箱號上架入庫典藏後，方才對外開放閱覽利用。除此之外，本館亦根據檔案的性質，製作微縮膠捲（microfilm）或光碟，以及出版史料叢刊。1
1986、1987年間，本館整編了「建設委員會」與「資源委員會」檔案；此外，1980年代經濟部又陸續移交「經濟安定委員會」及「美援運用委員會」等舊檔。說個有趣的小故事，資源委員會的LOGO其實和今天中油 的火炬標誌一脈相承，仔細看火炬下方還寫著一個「資」字！這種歷史傳承的線索，大概只有檔案工作者才會一眼看出來。如此來看， 檔案是不是很有意思？
圖五：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標誌。
資料來源：〈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1101090836/https:/www.cpc.com.tw/cp.aspx?n=1390, 擷取日期：2026年6月18日。
貳、作為東亞檔案開放先驅的近史所檔案館
1988年前後各檔案館尚很保守，閱覽檔案需要推薦信函，檔案亦不提供影印拷貝，本所亦然 。在檔案館建好前，B棟有一間小小的閱覽室還兼辦公室。以1987年的統計數字而言：「本所典藏外交檔約兩萬餘冊；經濟檔案一萬餘函、另八萬餘宗 ；地圖九千八百餘張。」2 足見館藏檔案數量之龐大。 不過由於當時檔案還在整理階段 ，不太容易讓人知道所裡有這麼寶貴的珍藏，導致利用者很少。
若想要讓讀者知曉館藏內容，一個途徑是檔案整編及出版。諸如由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呂實強和王爾敏諸位先生完成的《海防檔》、《中俄關係史料》、《四國新檔》、《礦務檔》，以及前文提及的《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1842-1861）》等收錄於本所「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的史料彙編叢書。 透過這些出版物，能使更多學人了解本館的館藏檔案內容 。除此之外，亦應搭配行政制度層面的革新、與外國學界關係的建立及人才培育等方面的努力，方能達到便民與推廣本館檔案使用的目的。
一、與日本學界接軌
當年來本所看檔案仍需要師長寫推薦函方得以閱覽檔案，所以很多日本學者不管資深教授還是年輕的研究生都來找我，為的就是要寫介紹函。我也很照顧他們，除了邀吃飯外還請同領域所裡同仁或他校教師作陪與交流。並帶他們「續攤」，認識臺北的「條通文化」，有如日本師生私下聚餐，酒席間觥籌交錯賓主盡歡，所以感情很好。
我最早接觸的日本學者之一是早稻田大學的細野浩二教授，那時他還是專任講師，很年輕，常到館看檔案。他原本研究明清經濟史，後改為鑽研近代思想史。後來我才知道 ，細野教授曾為當年介紹信的事情寫信給吳大猷院長，談到我對他的照顧。
圖六：1985年12月14日，細野浩二致吳大猷函。
資料來源：「近代史研究所（一）」（1958-1993），《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34，頁 134。
1984年，我獲得國科會獎助到日本研究時，細野邀請我到早稻田跟二十幾位研究生和大學生座談，演講後飲宴聯絡感情。我最早接觸的日本學生就是這一批，包括後在日本大學任教的松重充浩、立命館大學的金丸裕一和金澤大學的弁納才一等人。
閱覽者之中，國外學者當然很多，因為我們的檔案很珍貴！國外每年造訪的學者，我記得且熟悉的，比如本身是喇嘛的光嶌督教授每年都來，因為本館檔案有關西藏和蒙古的內容很多 。東京外國語大學中見立夫教授研究蒙古問題，蒐集檔案資料都得手抄。他在臺停留時我們曾多予以便利，因此與他建立很好的交情，後來本所與日本交流即由他搭橋居中聯絡。
野沢豐的學生金丸裕一先生閱覽經濟檔，在《近きに在りて》雜誌上曾發表過一篇介紹檔案館的文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館〉。3著名的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坂野正高先生，專長為外交史的他亦曾為文介紹本館編纂的史料彙編《四國新檔》4。一直任教琉球大學的赤嶺守教授研究中琉關係史，他也曾來本館搜集資料。赤嶺守的博、碩班都畢業於臺灣大學歷史系，與臺灣師範大學王啟宗教授相熟，頗受照顧。後來他娶南投女性為妻，成為臺灣女婿。
除上述日籍學者外，後來於東京大學任教的川島真先生也常來。當時川島真先生還是東京大學碩士班一年級的年輕小伙子，與我女兒同年次。日本學者陸續來臺受到照顧和招待，回日本後口耳相傳，來的人越來越多，數都數不清了。黃克武研究員2023年在我的二次口述訪問紀錄中，就穿插有很多日本學者的照片。
二、取消介紹信與准許檔案影印
我是開放閱覽檔案不必介紹信函的第一人。此前外界學者到各檔案館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民黨黨史會及新店國史館閱覽，都需要推薦函或介紹信，本館當時亦是如此。
除此之外，檔案原本不可以影印，我擔任檔案館主任時，在所務會議或主管會議上積極爭取有條件複印，即不可印全本。我想此事頗有功勞。因外國學者停留時間有限，不能印的話抄寫費時，資料蒐集不完，有時還得找助理幫忙抄。後來經張玉法所長答應，在閱覽室最後方放置了一架影印機。最初需由櫃檯助理協助影印，讀者將要影印部分的起迄以長紙條夾入標明。每當閱覽旺季，助理幾乎全日站在影印機前，其他業務便無法進行。所幸經爭取後改為由讀者自行影印。
我們近史所可說是臺灣最開放的，不必介紹信或推薦函，後來還可以影印檔案的二分之一。確定比日本、大陸還先進，歐美我沒去看不知道，中國大陸方面現在還很保守。像東洋文庫、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都要一件一件抄，要影印的做記號，再交給管理人員至內部印。我的著作主要利用微捲、教育部檔案和在日本查閱的檔案，當年檔案資料開放的程度若像現在，我的《清末留日學生》專著的寫法、想法可能會不一樣。
為何要爭取可影印？當年我在日本唸書時，檔案要調閱也要用抄的，因為影印很貴。日比谷圖書館的資料並未公開，要印得先做好記號再拿給他們印。我將要回國時，每日去仍看不完，最後得助於負責調檔的先生，他答應利用下班後影印再寄給我。故我在《清末留日學生》一書完成後寫信致謝，雖不能明白指名道姓，但在前言特別提到「感謝日比谷圖書館」。
圖七：黃福慶著《清末留日學生》略圖。
檔案館在我任內推動取消介紹信函、檔案可影印及出版檔案目錄彙編各項業務之下，可謂開風氣之先。當時近史所環境得天獨厚，我敢這麼說：在臺灣是最先開放的。1988年檔案館設立，在張玉法所長支持下主管檔案館業務，一方面陸續開放外交檔、經濟檔、個人文書及機關團體檔案和地圖，官方與民間檔案整理編目後，提供讀者、學界使用各種一手史料。一方面得以戮力為學者研究謀便利，檔案也在廣泛利用下「活起來」，近史所檔案館就打開一扇利人利己的大門，持續推動檔案與研究的結合，擴展海內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風氣。
三、互相扶持、團結一致的檔案單位合作
各檔案館當年並無檔案本身之合作或交換，但有會議活動的合作，彼此間聯繫非常密切。國史館當時是很有錢的機關，瞿紹華館長經常辦研討會，一定找本所作為協辦單位。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待遇最好，也經常舉辦會議，論文集冠蓋雲集。例如高雄辦三天會議，出席費、車費、住宿費全包。行政機構舉辦研討會，借用檔案館的人力，說明各機構重視近史所在學術上的成就。我們主辦會議時，也一定邀他們協辦。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原位於現在的東門附近，我任內時李雲漢先生任副主委，當時該會部份史料分批遷往陽明書屋，仍可調檔。李雲漢先生與陳鵬仁先生先後接任黨史會主委。 該會後與中央文化工作會合併，更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後售予張榮發基金會，但黨史資料仍暫放六樓，直到2012年才搬遷至中央黨部八德大樓。曾是本館讀者的青年才俊王文隆先生即曾擔任黨史館主任。現今國民黨黨史資料及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館藏，都交由政治大學圖書館託管典藏。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今史政編譯處）當時借用臺大校園，位在基隆路臺灣科技大學附近，局長傅應川、張昭然二位先生均是中將，雖是軍方仍與我們很有聯繫。
四、行政專業人員
在我擔任主任期間，前有謝國興先生後有莊樹華女士襄贊，深感並主張檔案館行政管理需啟用專業人員。專業主管首先要具備公務人員資格，第二則是人和。2003年檔案館打破研究人員兼任主管的傳統，由編審莊樹華擔任主任，就是由行政而非研究系統提拔卓有成就人員出任。
前曾提及行政主管需具正式公務人員資格，但早期的行政人員很多未經銓敘，後來銓敘部特別為這些人員（含大學的行政人員）舉辦一次考試，讓他們取得正式公務員資格。檔案館自莊樹華女士退休後，也曾尋找具公務人員資格的優秀人才想要培養成為主任。前有劉佳琳女士，但做不久。後有高考及格的鄭麗榕女士來應徵想培養她，但她當時選擇到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書，現已任所長。
研究人員兼任主任，好處是了解研究者需求。尤其現在學界用檔案研究者日漸減少，更需要學者任事，維繫檔案與研究，早期找研究人員兼任當主任，只是形式好看，觀念不一定好。因為一星期也許跟同事接觸不多，不易了解檔案業務或同仁工作情形。我贊成如同圖書館主管用專業人員，林義娥、林玲君兩位主任均表現卓越。以過去經驗而言，人和就好辦事，事半功倍。
參、研究和行政的平衡
一、勤敏治學
過去檔案館的業務較單純，但兼任主任的研究人員還有升等壓力，所以業務上幾乎全權委任給時任秘書的莊樹華女士負責。我兼任檔案館時，在撰寫論文的時候，往往吃完晚飯回來檔案館，那時全館下班早沒人了，當時又沒保全，每回寫稿到凌晨二、三點才披星戴月回家，總因四周漆黑心裡毛毛的。擔任主任除了要戮力主持檔案彙編的編纂以及關心館務外，同時也要勤敏治學，研究著述也應不落人後。
圖八：黃福慶先生任本館主任時期重要著作略圖。
二、調度檔案館人力機動支援
陳三井先生是華僑協會的老會員，他擔任近史所所長時有一年與僑協合辦「華僑與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國民革命」學術研討會，借用檔案館場地開會。邀請周南京、莊國土、譚天星等數十位大陸學者與會，住在研究院的學術活動中心。僑協沒有人員，當時我雖已改任本所副所長，仍出面協調動員全館同仁幫忙服務、接待、會議按鈴各事宜。出席費由僑協提供，會計詹婉信協助發給，不須由本館同仁經手。除此之外，本館同仁還整理論文抽印本，一袋袋裝好分送到每位與會學者房間，讓他們很感動。理事長張希哲、幹事張明玉先生都很感謝我大力協助。檔案館的人員「夠力」可動員，如有人力銀行。
三、助理與研究
過去檔案館主任權力很大。若要使用第一會議室，往往會先知會，獲得我的同意才可以。除此之外，檔案館主任亦 掌握一批人力。我接任時至少有十個助理，像遷館時參與搬檔案工作的莊樹華、楊同慧、蔡淑瑄、李素蓮、許敏玲、蕭玉蕊、江淑玲、陳人琳及吳碧芳等人，都是我擔任主任時的那批助理。
當時研究助理制度不風行，研究人員通常選擇單打獨鬥各自研究，政府也未撥發聘請助理的經費。現在電腦找資料方便，可能培養助理大過於讓他們支援研究。 過去打開研究室卡片櫃，手寫的一張張卡片註明資料出處、看過的重要內容，連成一氣後一篇文章就寫出來，沒請助理文章也寫得好好的。我和王萍研究員有研究計畫才有助理，檔案館助理來自計畫結束的各方人馬，如周碧華是賴惠敏研究員的助理、林秀娟是呂芳上研究員的助理、連雪琄是胡國台研究員的助理。吳懿廷是我的研究計畫助理，後轉任王萍研究員的助理，計畫結束再來檔案館，後經我同意調去出版組。江淑玲亦經我同意商調至發行室。當時檔案館助理比例上比圖書館多，人力豐沛，所以才說是「人力銀行」。當時的助理人員很有進取心，有不少考上高考，或考取教職。
四、主管加給
當年所裡共分為一般近代史組、社會經濟史組、思想文化史組、政治外交史組等四個學術組。分組是因為院會中組主任即有投票的權利，因此本所分別成立四組，屬研究系統。組主任加給很高，有二萬多元，幾乎為行政系統主管的雙倍，副所長與組主任加給是相同的。
我接主任與四組同時，當時檔案室沒有在編制內，故無主管加給。雖然我很努力工作，卻沒有加給。組主任什麼都不必作，却可領如副座等級加給，不免令人有不平之感。 當時，本所在院秘書處的陶英惠先生告訴我：「黃兄，稍安勿躁！評議會會討論檔案館、圖書館及資訊室納入編制，也會討論主管加給。」延遲半年後，到次年2月檔案館主管開始有加給，一個月一萬二、三千元。所以當年才能花不少錢請檔案館同仁聚餐、帶日本學者體驗「條通文化」，現在想想當時我怎麼那麼有錢，原來加給很好用。後來轉任組主任、副所長加給加倍，跳至二萬。沒想到經過三十餘年了，檔案館主任加給竟一直都沒增加，還比不上當年組主任。
五、檔案館大家庭
在我接手檔案館主任之初，這批助理都很年輕，幾乎都剛從研究所或大學畢業。由於館內女性同仁較多，由我一個男性主管來帶領她們，我自己頗感壓力。所幸在此期間大家合作無間，館務方能順利推行。順帶一提，當時我國尚未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因此禮拜六館內同仁仍要到館上班。適逢週六，我時常會到檔案館整編室與他們閒話家常、關心他們。 回想起來，我真懷念擔任檔案館主任的那段歲月。
那時候常常跟同仁餐敘，1995年在東京旅居處，中研院臺史所鍾淑敏研究員與一位很面熟的小姐來看我，原來她是在東大留學的李季樺。聊天時她說：「早就認識你了，因為你每次都帶一大票女生出去聚餐。」我說：「那是我們檔案館的同仁啦！」我把同仁當成自己的家人、子女，她們也把我當成大家長，所以大家常一起去聚餐和旅遊。
圖九：與館內同仁旅遊及聚餐合照。
我卸任檔案館主任後，大家還經常聚會。我八十大壽時，從加拿大、臺南、新竹、宜蘭等各地來了兩桌二十四個人。去年（2024年）「回娘家」聚餐，從午餐、下午茶到晚餐，各人依遠近方便參加。2014年1月也還跟幾位在職或離職的同仁們一起到谷關旅遊。大家經常想起我這個老上司，讓我覺得很欣慰。我常想在所裡服務三十幾年與擔任過一些行政職務，如1994年2月我卸任檔案館主任，當選文化思想組主任，1996年2月應陳三井所長邀請下擔任副所長，並彼此約定一起卸任。讓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就是1987年8月到1994年1月負責檔案館的時期。也要特別感謝當時張玉法所長的大力支持，館務才得以順利推動。
肆、結語
提供學術研究是檔案活起來的最佳方法。外交、經濟檔案的貢獻很大，希望研究者利用檔案的成果很佳美臻善，如此大家便自然而然地知曉檔案館有琳琅的奇珍異寶在！
（全文完）
附錄：黃福慶先生簡歷5
1934年 出生於高雄縣美濃鎮（今高雄市美濃區）
1948年 考取屏東師範學校普通師範科
1952年 任高雄市立左營國校教師
1956年 保送臺灣師範大學史地系歷史組
1960年 任臺灣省立高雄中學教師
1963年 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臨時助理員
1966年 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員
1968年 獲福特基金會資助赴日本東京大學留學
1969年 升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1971年 獲東京大學碩士學位
1974年 升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1975年 學術論著《清末留日學生》出版
1976年 《清末留日學生》獲頒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第八屆中正文化獎金榮譽獎
1980年 升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1982年 《清末留日學生》英譯本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late Ch'ing Period出版
學術論著《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出版
1987年 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室主任
1988年 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任
學術論著《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出版
1994年 1月卸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任
2月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組主任
1996年 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組主任職
1997年 卸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1999年 退休
2013年 獲日本政府頒贈旭日中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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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者按：黃福慶先生擔任主任期間，本館整編行政院水利委員會轄下人事室、會計處、統計室、導淮委員會、涇洛工程局、黃河水利委員會、華北水利委員會、珠江水利工程局、江漢水利工程局、中央水利實驗處、水利示範工程處、湖北堤工專款工程委員會、水利測量隊、金沙江工程處等單位以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甘肅、陝西、江蘇、安徽等省水利檔案。除此之外，本館進行包括《外交部》、《資源委員會》等檔案進行微縮拍攝。見「近代史研究所八十年度第二次所務會議」（1991年11月28日），〈近代史研究所（一）〉，《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34，頁51；「近代史研究所八十年度第三次所務會議」（1992年2月20日），〈近代史研究所（一）〉，《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34，頁54；「近代史研究所八十一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1992年10月8日），〈近代史研究所（一）〉，《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34，頁60；「近代史研究所八十二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1993年9月23日），〈近代史研究所（一）〉，《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34，頁71。
2 「近史所學術研究及行政事務分組案」（未署日期），〈近代史研究所（一）〉，《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34，頁43。
3 出版資訊見金丸裕一、莊樹華、姜正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館：簡史．概況と閱覧指南〉，《近きに在りて》，21（1992.5），頁91-106。
4 出版資訊見坂野正高，〈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の外交檔案：特に「四國新檔」と「辦理撫局檔案」について〉，《東洋學報》，43：4（1961.3），頁75-87。
5 近代史研究所編著，《近代史研究所（四十週年所慶系列）》（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12；黃克武訪問，〈黃福慶先生訪問紀錄——來自美濃的臺日文化交流推手〉，收錄於《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299-354；近代史研究所編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頁319；〈中正文化獎金 六得獎人揭曉〉，《中央日報》（臺北市），1976年10月31日，第三版。
記錄／近史所檔案館 蔡淑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