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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名稱：【「檔案與歷史研究」系列演講】冷戰時期臺灣在港澳地區的地下工作
主講人：林孝庭教授（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兼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
主持人：蘇聖雄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檔案館主任）
時間：2026年7月24日（五）10:00-12:00
地點：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第一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講者簡介

       本次講座由林孝庭教授主講。林教授為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部博士，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2008年獲選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現任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自2010年起兼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教授長年致力於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邊疆與少數民族問題之研究，以及冷戰時期美、中、臺三邊政治、外交與軍事關係之研究，在中文出版品中，著有：《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8-1988》、《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臺灣的形塑》、《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1928-1949）》、《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以及今年7月最新出版的《臺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圖一：林孝庭教授著作略圖／擷取自網路

開場致詞：研究特色與講題緣起

       開場由本所檔案館蘇聖雄主任致詞，歸納林孝庭教授在研究上至少有四項特點：其一，以解密檔案為基礎，交叉比對多國、多語言史料；其二，研究深具現實關懷，嘗試對既有觀點提出修正；其三，採主題式的敘述手法，串連時序、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關聯；其四，中英雙語出版，帶領臺灣史研究國際化。本次講題〈冷戰時期臺灣在港澳地區的地下工作〉，正是上述四項特點交織而成的延伸成果。
       林教授補充說明，本講題源自2024年中研院近史所「冷戰與當代東亞國際政治秩序1950-1989」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此次講座在原有基礎上加以補充延伸，欲從冷戰的時代背景出發，探討中華民國政府為達成「反攻大陸」的目標，在香港、澳門兩地所展開的種種作為。

圖二：本所檔案館蘇聖雄主任介紹講者。演講紀錄照／近史所檔案館


圖三：本次講座主講人林孝庭教授。演講紀錄照／近史所檔案館

港澳作為「前進基地」

       1949年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兩岸隔絕後，若要推動「反攻大陸」，無論是派遣敵後人員滲透，或是與中國大陸內部原有及自發性的反共力量取得聯繫，都必須仰賴海外據點方能進行。然而冷戰局勢下，可供滲透中國大陸的管道極為有限，香港、澳門因毗鄰廣東，成為少數仍可經由陸路連結中國大陸的地區。除了地理之便，蔣介石也深信國民黨在華南的勢力基礎有利於敵後行動。因此，港澳地區自然成為國府推展敵後情報佈建、滲透工作最為重要的「前進基地」。

韓戰期間（1950-1953）的兩大工作目標

       韓戰期間，國府在港澳地區的地下工作主要鎖定兩項目標。第一項目標：嚴密監控由美方所扶持、標榜「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活動，其一為蔡文治所領導、以琉球與塞班島為基地的「自由中國運動」；其二為粵系將領張發奎所主導、以港澳為基地的「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該同盟一度聲勢浩大，集結原屬國民黨、共產黨、民社黨、青年黨、民憲黨及桂系人物，對蔣介石的政治正當性形成相當壓力。第二項目標：透過香港對華南地區推展敵後游擊戰，具體做法為成立「南方執行部」，由軍統出身、蔣經國留俄同窗王新衡負責主持，於當地佈建組織與聯絡管道，為仍在中國大陸內部作戰的敵後武裝提供後勤支援。1950年10月1日，王新衡於香港遇刺，國府認定此舉乃中共之警告，因而更加重視在港澳的敵後作戰，隨後國防部成立「大陸工作處」取代南方執行部，以進一步推動蔣介石所提的「敵後建黨」之目標。

港英檔案所呈現的落差與挫敗

       透過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港英政府文件，可見與國府檔案截然不同的樣貌。國府方面將整個中國大陸游擊作戰區劃分為五十「路」，並於香港設立秘密游擊小組，名義上由陳大慶掛名主持，實際業務則交由一位英文檔案中僅記作「Wong Chung Man」（粵語音譯）的人士負責。其中，華南地區工作再細分為珠江、東江、粵西、粵北、粵南五大區。然而，在港英政府眼中，這些編制多屬紙上談兵，所謂秘密小組實則形同空殼——例如負責粵西工作的葛肇煌，絕大部分時間都留在香港經營幫派「洪門忠義會」（又名十四K），幾乎未曾真正進入廣東活動。1951年港英政府政治部逮捕並驅逐了Wong Chung Man，其繼任者張炎元三個月後同樣遭到驅逐，港澳地下工作因此受到嚴重打擊。
       就港英檔案所見，韓戰期間國府在廣東境內具體且可查證的敵後作戰成果僅有一例，即1951年於蒲台島查獲的三十把手槍。然而，據張發奎回憶錄所述，這批軍火實際上與國民黨並無關聯，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用以接濟第三勢力的裝備。

圖四：林孝庭教授講解港英檔案與國府檔案的落差。演講紀錄照／近史所檔案館

蔣經國初試啼聲與1957年的轉折

       蔣經國接掌情報工作後，為展現自身跨海運籌的能力，透過「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以調景嶺為基地展開行動，其中包括1952年動員群眾與親共勞工團體爆發衝突的事件，此舉使港英政府對蔣經國留下極差印象。1953年韓戰停戰後，港英當局對國府在港特務工作的容忍度隨之下降，多次出手瓦解其在港的秘密據點，大陸工作處亦因此於1955年停止運作。同時，臺灣島內情報機構改組、蔣經國與毛人鳳兩派人馬相互角力，使得這段期間國府在港澳的活動顯得相對消沉。
       不過，1957年成為關鍵的轉折之年，促成國府捲土重來的因素有三：其一，中共放寬海外華僑入境政策，使潛入中國大陸的機會隨之增加；其二，毛澤東發動反右鬥爭，讓蔣介石研判情勢有利於反攻佈局；其三，「劉自然事件」爆發，迫使蔣經國將心力轉向較不受矚目的敵後情報工作。此後，國府在中國大陸的敵後佈建據點數量於數月內大幅增加，並成功建立起與日本間的秘密聯絡管道，情報蒐集量亦顯著提升，蔣經國一度對此深感滿意。然而，隨著滲透人員日增，也陸續出現真偽難辨，遭港方要求遣返的「地下人員」，使臺港雙方在遣返認定上屢生爭執，造成外交作業上的負擔。

「反攻大陸」受阻與敵後行動的「暴力化」

       1960年代初，美國甘迺迪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反對國府採取軍事反攻，但並不反對強化敵後行動，甚至提供配備電子裝置的運輸機，協助空投人員。此一「妥協」，讓蔣介石得以將軍事反攻與「大陸內部革命抗暴」相結合的論述，作為向外界證明政權正當性的宣傳出口，也使得敵後工作於此一時期明顯趨向暴力化。
       不過，林教授在此特別強調一項重要區分：「敵後行動」雖與「反攻大陸」互為表裡，卻不能劃上等號——正規軍事作戰與敵後行動，在本質上仍有相異之處；兩者相結合的論述，實則是蔣介石為鞏固政權所進行的政治宣傳。
       具體行動上，林教授舉出三個案例加以說明：其一，1962年的「海威計畫」，選訓兩千名菁英，準備向中國大陸沿海發動大規模滲透與破壞行動；其二，1962年發生的「伙頭墳島事件」，四十四名喬裝為解放軍的國府人員，因風浪受阻而登島暫留，最終遭港警查獲並遞解回臺；其三，1963年的「香港普慶戲院爆炸案」，由化名潛入澳門的情報局副局長沈之岳策劃，原欲於香港普慶戲院暗殺在港的中共官員，卻因意外使炸彈提前引爆，未造成傷亡。事後，港英政府、葡澳政府大舉逮捕三十餘名國府特務，沈之岳本人亦在澳門落網並遭驅逐出境。

英方態度轉趨強硬與「乃洛比行動」

       面對國府特工進出港澳「如入無人之境」，英國於1963年派遣軍情六處官員秘密來臺，與蔣經國進行溝通。蔣經國表示，即便情勢不利、美方不支持，國府仍將視時機採取必要行動，望港英政府不要干涉，此番言論令英方大感震驚。此後，港英當局展開代號「乃洛比」的行動，透過線報逮捕多名國府特務並查獲大量爆裂物，使得國府的地下情報網路持續遭到瓦解。
       根據蔣經國的日記內容，面對行動一次次失利、隊員接連被捕，甚至傳來遭刑求逼供、槍決的消息，其內心承受極大煎熬，深感無法對職務、責任與良心有所交代，然而為奉行反攻復國的最高國策，仍須硬著頭皮繼續推動。與此同時，臺灣的媒體與宣傳機構卻大幅渲染敵後行動「大有斬獲」，然而連國民黨內部官員私下都不盡採信這些誇大報導，凸顯出政治宣傳與地下工作實際處境之間的巨大落差。

程一鳴案的震撼與情報政策的轉變

       1964年，港英政府接連破獲多起國府特工案，包括「八月震撼」中株連多名新聞與文教工作者的案件，以及於香港北角英皇道查獲大批軍火的重大案件，令國府高層驚恐不已，一度歸咎於「工作人員不爭氣」。真相直到情報局澳門站站長程一鳴投共後才逐漸明朗——程一鳴長期負責港澳與華南地區的地下佈建，掌握大量機密，暗中向北京提供情報，使港英政府屢屢得以精準捕獲國府特工。
       此案對國府威信打擊甚鉅，也促成情報政策的重大轉變。自1965年起，港澳地區的角色逐漸從「動態」的敵後破壞前哨，轉為「靜態」的情報蒐集據點，國府大幅減少地下人員的派遣，轉而擴大吸收當地各行各業的市井小民，或透過反共友邦（如南韓）駐港領事館，作為情報網絡的主要管道。
       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因中國大陸局勢混亂，國府在港澳的敵後工作一度回溫，情報局與相關單位於廣東多地發動破壞行動，作為慶祝蔣介石八十大壽的「獻禮」。然而，這僅是曇花一現，隨後港英政府再度出手取締，行動又歸於沉寂。根據現存檔案，最後一次類似規模的案件，是發生於1971年的黃德壽案，該案顯示港英政府對此類事件的態度已趨消極，不再如1950、60年代般積極介入或向臺灣提出抗議，反映出其對於國府地位的認知已然產生轉變。

結語

       透過上述探討，林孝庭教授就本次講題提出三項觀察。第一，儘管1949年後國府僅實際統治臺澎金馬，但在蔣介石，以及毛人鳳、鄭介民、沈之岳等軍統出身的情報首長心中，「中華民國」的版圖想像仍延續大陸時期的格局。政府遷臺後，此種思維持續影響情報部署，直至1970年代老一輩軍統、中統人物凋零，方才逐漸消退。
       第二，海外情報工作的興衰起伏，本質上是國家地位的投射：冷戰高峰時期，國府仍具有聯合國席次與美國亞太盟邦的地位，方能在英、葡殖民地上相對肆意地行動。
       第三，1960年代中期以後，敵後工作由動態轉為靜態，實與程一鳴案、中共核試成功、越戰情勢及美國對華政策轉向等因素密切相關。林教授認為，即便中華民國正式喪失聯合國代表權是1971年之事，然而以軍事力量光復中國大陸的實質契機，或許早在程一鳴投共之後，便已悄然消散。

圖五：林孝庭教授學術演講，吸引上百人出席，高朋滿座，座無虛席。演講紀錄照／近史所檔案館 攝

文／近史所檔案館　林育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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