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入口網

受訪人：黃福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首任檔案館主任）
訪    問：蘇聖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檔案館主任）
時    間：2025年8月6日15:00-17:00
地    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大樓1202研究室

圖一：現任主任蘇聖雄親自專訪首任檔案館主任黃福慶先生。口訪紀錄照／近史所檔案館

^* 編者按：流經中央研究院院區四分溪曾穿越郭廷以圖書館旁水電房，近史所檔案館現在矗立的位置就在舊河道上面。年華似水流，檔案館正式成立也已三十餘年了。從近史所檔案室走向近史所檔案館，其中經過哪些轉折？身為親歷者，黃福慶先生除了提及自己投入檔案相關工作的過往外，亦追憶在郭廷以、呂實強以及張玉法等師長的戮力下本所檔案整編業務如何茁壯成型。

壹、檔案館的起始頁

一、郭廷以所長與近史所檔案室的設立

       近史所籌備處於1955年成立。同年，朱家驊院長任命郭廷以先生擔任主任。憑藉郭廷以先生被蔣經國先生奉為師尊的關係，本所方能徵集外交部自清代總理衙門至北伐前的珍貴外交檔案並進行整編。除此之外，近史所成立不久後便設立特藏室，提供研究者使用不能外借的「匪書資料」；此特藏室可比照情治單位收藏資料並由專人管理，此舉實首開學界先河。從上述兩個往事而論，足見郭老師與當局關係之特殊。¹
       1958年12月檔案室設立，早期以典藏與整編外交部檔案為主。²最初由黃嘉謨先生主持，指派呂夢彲 先生為管理員，胡庭洞先生任助理員整編及裱褙，孫斌先生則在B棟1樓負責整編朱家驊檔案 。當時檔案借閱實際在C棟1樓，陶英惠、蘇雲峰、王樹槐、范毅軍各位先生均先後主持過檔案室。

圖二：檔案編纂工作情形。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概況：中華民國十七年至四十九年》（臺北縣：中央研究院，出版時間不詳），未署頁碼。

       1965年4月近史所正式設所後，郭所長即致函經濟部長李國鼎先生請求移轉該部逾期檔案；於1965年6月獲經濟部同意後，本所便於1966年起陸續接收1901年（光緒27）年至1949年（民國38年）的經濟檔案，並先後由趙中孚先生、陳三井先生、李國祈先生等 人主持經濟檔案的整編。

二、呂實強所長與近史所「藏經閣」的興建

       由於移交近史所的經濟檔案數量、種類都數倍於外交檔案且均係原檔，由於沒有「藏經閣」導致檔案不能上架，自然也無法進行整編、閱覽或學術研究。因此，呂實強先生於1979年就任所長時便開始爭取興建檔案館的經費。在國庫窘困並且院方經費不充裕的年代，基於近史所圖書館於1982年落成不到五年，院方認為本所此時興建檔案館於慣例、情理二者均有所不合。
       然而，吳大猷院長曾比喻中研院要造就培養天下公認的大師，就像少林寺和尚習武練功外，更要讀其他寺廟所沒有的《易筋經》、《洗髓經》等；故呂所長大膽提出興建檔案館的建議，並指出近史所創所十年能有如此成就是因為外交檔案編纂，故哈佛、哥倫比亞、華盛頓各大學還有亞洲學會、美國學會聯合會及福特基金會都願合作或以財力支持。雖說院長當下對呂所長的意見不以為然，幸經總幹事韓忠謨先生「按捺」（實際真是按著）著吳院長未直接給予答覆。待到會後約見時，呂所長再次建言，竟然破例爭取到五、六千萬元經費。³因此，余英時院士聽聞此軼事後曾打趣呂所長說 ：「你有資格去做少林寺的方丈了！」

貳、我和檔案的因緣際會

一、檔案編輯的篇章

       我和檔案的緣份最早可追溯至我來到近史所時。郭所長重視史料眾所週知，早期新進人員一定是先從編纂檔案或作口述歷史做起，可謂「新兵訓練」。因此，我們那一代研究員多多少少都具備編纂檔案的經驗。
       我剛進所時，約三年半不少工作都跟編輯檔案有關。我負責的第一項工作是編輯「中日外交檔案目錄提要」。主持人是王璽助理研究員，主要編輯是我和林明德先生，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提供經費，目錄出版後郭先生還請英文秘書王進興先生譯成英文。此外，我在1963年成為西方認識資料編纂工作的協助人員，接著編目與標點《四國新檔》。俄國人名很長，有時不太容易判斷。我負責編纂，交李毓澍先生閱看，再給主編郭廷以先生核定。現在書裡面看到的圈圈點點都是我標的。
       之後，我還做了《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1842-1861）》的編目。郭所長訪美時，蔣廷黻先生提起他於1930年輯錄北京故宮大高殿所藏清軍機處的一部分手抄本檔案，該部分抄本費正淸（John King Fairbank）先生在完成清華大學博士論文後帶回美國。經過聯繫，郭先生與費氏商量得到檔案抄本並透過我國駐美大使館從中協助順利寄回近史所，隨後郭先生將此抄本交予我負責編輯。我編纂時用卡片先編目後，交由郭先生逐字批閱。郭先生時常發現哪些地方有所疏漏，還會幫你指出來哪裡需要修改。當時我心想：「奇怪？！他又沒看檔案，怎麼會知道？」可見他對檔案非常熟悉。一件檔案提到某事，在另一件也出現時，郭先生還會提醒我：「你這個要做副卡。」最後補輯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從1842年（道光22年）至1861年（咸豐11年）的機密奏摺、諭旨共708件，據選抄本編印成書，為研究清朝由華夷秩序的觀念轉向近代外交關係的重要史料。
       說起來，檔案編纂的事前工作包括以下幾個項目：「一、文件之抄錄、句讀、校勘及刪去重複。二、製作主題卡片（包含標題、日期、收發文者）。三、作大事年表。編製職官表、人名表及地名表、專門名詞同異表及繪製地圖。四、分類。」除此之外，該部分手抄檔案包括年代不一的清檔和原檔，編纂時詔諭、照會、疏、札、令、呈、文、合同、節略等全都收錄，故出版品等同原始文件，對檔案保存與學術研究都有直接幫助。基於郭所長的督導，當時所內人員得益於這項史料編纂工作，研究專題都跟檔案有關。1980年代以前，近史所出版的40本「專刊」，其中有34種是利用外交檔案完成的著作。這樣重視運用原始史料、注重史實的風格，即是本所被稱為「南港學派」的由來。
       1966年我補正式助理員後，還曾協助黄嘉謨先生編纂1968年出版的《中美關係史料：同治朝（全二冊）》及協助張貴永先生編纂《中美關係史料：嘉慶道光咸豐朝》。我在剛入所時從事檔案編纂雖然不屬於研究工作，但也算有一些成績。郭所長選擇各樣專門檔案，交給所裡後輩學者編纂，其中我任事最久，加上擔任檔案館主任後出版的《澳門專檔（一）同治元年―宣統元年》、《膠澳專檔：光緒二十三年―民國元年》、《保薦人才、西學、練兵》等書，編出檔案資料書最多。在這一點上，本所前輩王爾敏研究員過譽我的勠力，笑說我配稱「郭夫子門下檔案專家」。⁴

圖三：黃福慶先生參與編纂檔案彙編書目略圖。

二、擔任首任檔案館主任的機緣

       有人曾好奇地問我，當年為什麼我會出任首任檔案館主任？其實原因很簡單。1984年7月，呂實強所長任命熊秉真女士、林滿紅女士、謝國興先生組成經濟檔編纂管理小組，以本所業務費加上1985至1989年間兩次國科會計畫的經費為基礎，以此推動整編清末商部、農工商部等大陸時期經濟部門檔案的工作，後經濟檔即全由所業務費支援。由於整編工作的進行加之經濟部移交本所的檔案規模龐大，無論是未來典藏、整編乃至於人事、制度等方面均需有待調整 。此關乎於行政層面改革的因素，即是本所設置檔案館以及增設檔案館主任的原因，在此背景下我方有機會成為首任檔案館主任。
       另一個原因則有關我的人際網絡。 張玉法所長是我的學長，他非常重視史料與檔案工作。張所長曾說，在草屯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調查史料的經歷，對他的研究工作影響很大。因此，1987年他邀請我出任檔案室主任，並規劃將原有的三委員管理小組改為首長制。當時外交檔案與經濟檔案仍分開管理，他認為應建立新的分類與典藏制度，以利檔案推廣及研究利用的結合。可惜委員會內部對此尚未取得共識。
       當時張所長先輕鬆地跟我打招呼：「欸！黃兄。」隨後，他便直接切入主題表示：「我規劃檔案館要由委員制改為首長制，由您來當主任如何？」當下，我想其實我平日只埋頭作研究，與檔案館無任何淵源，如何勝任檔案館的主任呢？因此，我向張所長提出一個但書：「我去，但如果業務推行不順利，我便不作了！可以嗎？」他答應了，還說：「來看看，反正您也沒事幹！」哈哈！這句話我永遠記得，就衝著這句話，我就答應了。張所長用很幽默的方式說服我，也因此與所裡和檔案館的同仁及大家結緣，所以我很感謝張玉法先生。
       這時候檔案館還不屬於編制內單位，擔任主管沒有加給；管理者原是三人，業務顯然不輕鬆。檔案館大樓也尚未完工，辦公室在B棟二樓，中間原是封起來的，打掉隔間後改成大辦公室。調檔時有螺旋狀旋轉梯直接下樓通存放檔案的C棟。早期圖書館在此，書庫也在C棟；現在旋轉梯已拆了。圖書館建成，B棟即交予「經濟檔」。當時「經濟檔」即代表檔案室，因為外交檔大略整編完畢，助理簡卡芬等則轉為盡興經濟檔的整編工作。因此，新來的一批助理莊樹華、楊同慧、蔡淑瑄等都稱我們「經濟檔」如何如何。

圖四：C棟檔案室內部情況示意圖。
照片來源：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概況》（臺北市：中央研究院，1978），未署頁碼。

三、檔案館巡禮

       1985年張玉法先生接任所長，請李念萱先生擔任興建檔案館的委員會主委。李先生後來還因檔案館具藝術感，獲吳大猷院長賞識借調到總辦事處。1988年檔案館大樓竣工，同年7月通過設置辦法，檔案室改制為檔案館並正式納入本所編制。
       檔案館樓高四層，典藏和集中管理檔案的新空間佔地1,642坪。二至四樓為回型密閉空間式庫房，庫房四週設有迴廊以防止水氣滲透或紫外線照射，庫房內部配置防火設備海龍（Halon）。全館配備中央空調，庫房內的檔架最初為固定的鐵架，我卸任後檔案館才有經費改成恆溫、恆濕，檔架亦逐年更換為電動移動式以增加典藏空間。二樓庫房為一大間，存放過圖書館早期舊報紙。三、四樓庫房均分五個區，以防火門隔離。三樓典藏外交部檔案及大陸時期經濟部門的檔案，個人資料專門開闢一區。四樓存放戰後臺灣經濟部門檔案，多是待整編的。
       一樓有大型會議廳、討論室、閱報室（今郭廷以紀念室）及研究室。當年研究大樓尚未興建，一、二樓辦公室很多成為研究室。像所長辦公室在2216室，首位入駐的是張玉法所長，再來則是陳三井所長。在研究大樓蓋好之後，多數研究員即遷回。

圖五：檔案館內、外部環境略圖。

       二樓微卷縮影室在走廊邊橫向的大辦公室（今2209室及電腦機房室），檔案館計畫用微卷（Microfilm）拍攝外交檔案，以利永久保存。微卷機很昂貴，一部富士的二、三百萬元，還得請院方給與支持。第一位操作人員是劉增富先生，在其調為總攬行政後則改由李朝順先生接手。1991年10月起，完成外交檔案（館藏號 03-01至03-11）微縮157卷。

圖六：微卷機操作示意圖。立者為黃福慶先生，坐者為李朝順先生（今任本所胡適紀念館館員）

       三樓有閱覽室、資料展覽室、主任辦公室及我的研究室各一間。閱覽室當時陳設簡單，櫃檯、幾張讀者閱覽用桌子和放置函套的矮櫃櫥。

圖七：本館閱覽室情況略圖。
資料來源：近代史研究所編著，《近代史研究所（四十週年所慶系列）》（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57。

       值得一提的是展覽室曾展覽重要條約的原檔。我是1963年來所，1978年我看過李鴻章、伊藤博文簽的《中日講和條約》（編者按：即《馬關條約》）的原件。因條約是寄存，由本所保管及公開供學術研究，像《中俄密約》、《璦琿條約》都有。後來外交部索還，檔案室還留有當年目錄清冊。處理委員之一的謝國興先生告訴我後，我便趕緊影印一份留存，所以馬關條約、南京條約影本便曾在展覽室供瀏覽，早期的那批助理對此也有印象。近年外交部與故宮合作，完成條約協定檢索系統。⁵
       三樓資料展覽室不定期的有各式檔案資料展，1992年2月28日曾舉辦「二二八事件檔案暨資料展」。

圖八：1992年舉辦二二八事件檔案暨資料展與助理合影。
註：坐者右起林淑暖、黃福慶、陳雅玲、莊樹華、曾秀美。立者右起姜振華、蕭玉蕊、王玥、周碧華、林志菁。

       主任室位置與今日相同。張所長說主任沒有研究室，主任室隔壁那間2304室給你。我就有了一間研究室，才可平常都在館「賴賴趖」（臺語：比喻人無所事事地到處閒晃），每天與同仁朝夕相處。館務沒什麼特別的，偶爾去四樓看一看。沒「盯人」喔！只是看看工作、問問情形、關心同仁，大概地「有所事事地到處閒晃」。
       主任室西邊陽台，有份特別有趣的回憶。與太太及她娘家親友到臺北華國飯店吃飯，餐廳裡有大舞池，可邊吃飯邊跳舞。太太學過國標舞，邀我到舞池，結果我不會跳！感到很難堪，刺激我決心一定要好好學。每天就利用休息時間在陽台踩舞步，一踩就三百步。後來「吉魯巴」（Jitterbug）踩得不錯，太太就不是我的對手了！知道我跳得很好，她主動帶我到臺北車站懷寧街、忠孝西路口的「廣場舞廳」練習。
       四樓還有編目工作室，一間大辦公室容納十位同仁。該工作室當年配備桌子供同仁用於整檔和分隔位置 ，不過當時編目工作室較簡陋連電話都沒有，只有主任室和閱覽室櫃檯有電話。現在助理很幸福，配有有數位化電腦、電話甚至還有升降桌。

圖九：本館四樓編目工作室工作情況略圖。助理連雪琄小姐（右）正進行裱褙之工作，左方同仁在分類及討論。
照片來源：近代史研究所編著，《近代史研究所（四十週年所慶系列）》（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57。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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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編者按：據周道瞻先生所述，郭廷以先生憑藉與行政院秘書長陳雪屏有所私交，本所方得以改登記為敵情研究機關並得以收藏大陸地區出版書籍。在此基礎上，本所設置特藏室並根據本所1964年6月1日制定《匪區出版書刊保管使用辦法》規定讀者僅能於館內進行閱覽大陸地區出版書籍。後基於館內圖書增加以致空間不足的因素，1993年時任檔案館主任張瑞德先生決定正式取消特藏室，大陸地區圖書亦比照一般圖書管理。見近代史研究所編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364、412-414；〈周道瞻先生訪問紀錄〉，收錄於陳儀深等訪問《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485-487；「近代史研究所八十二年度第一次所務會議」（1993年9月23日），〈近代史研究所〉，《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34，頁71。
² 編者按：1971年本所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經費補助興建新檔案室房舍一座，1972年完工後本所庋藏外交檔移至該檔案室，原外交檔所遺空間改為朱家驊檔案室與出版組辦公室。見近代史研究所編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頁49。
³ 編者按：呂實強所長、張玉法副所長（1985年升任所長）等師長介於管理、館藏量、整編工作等因素，籌畫推動興建檔案館。原先吳大猷院長介於興建檔案館為一次性之特殊預算，認為興建檔案館不宜列入本院第二期五年計畫之中。經本所爭取並於1985年第十六屆院士會議人文組院士提出建議案送交評議會通過後，院方將興建檔案館亦納入第二期五年計畫之中並於1986年起興工，1988年落成後啟用並將檔案館納入近史所行政單位編制之中。見近代史研究所編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頁241；中央研究院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工作報告：民國七十七年七月至民國七十九年》（臺北市：中央研究院，1990），頁218、226；近代史研究所編著，《近代史研究所（四十週年所慶系列）》（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56；「院長巡視近史所同仁發言（於書面所列之外者）」（1983年11月17日），〈近代史研究所（一）〉，《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34，頁18-19；「近代史研究所目前存在之特別困難」（1983年11月17日），〈近代史研究所（一）〉，《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34，頁16；「人文組研擬第二個五年計劃座談會」（1984年11月17日），〈第1、2期五年發展計畫〉，《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4-051，頁130；「中央研究院七十四年第一次院務會議紀錄」（1985年5月2日），〈院務會議紀錄〉，《吳大猷》，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304-01-01-03-002，頁123。
⁴ 編者按：王爾敏在追憶他在郭廷以所長麾下任職時，曾指出黃福慶先生是這些後進研究員中參與檔案編纂「最力」、「編出資料最多」同時亦是「最辛苦」的人。見王爾敏，〈郭廷以先生一手範鑄之近代史南港學風〉，該文收錄於王爾敏著《先生之風：郭廷以、王德昭、王叔岷、劉殿爵、淩叔華等名家群像》（臺北市：獨立作家，2015），頁87。
⁵ 〈中華民國外交部保存之前清及民國時期條約協定檢索系統〉，https://mofaarchives.npm.gov.tw/index.php?act=Treaty/home, 擷取日期：2026年6月17日。

紀錄：蔡淑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助理 ）
攝影：林佩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