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名稱：【「檔案與歷史研究」系列演講】《外交檔案》與北洋外交史研究
主講人：唐啟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
主持人：蘇聖雄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檔案館主任）
時間：2025年5月6日（二）14:00至16:00
地點：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第二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本次講座由唐啟華教授主講。唐教授為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史系博士，曾任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現已退休。唐教授從業四十年來致力於北洋外交史研究，著有《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洪憲帝制外交》、《陸徵祥評傳》及《什麼是外交史》等書。
圖一：本次講座主講人政治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唐啟華。演講紀錄照/近史所檔案館
中國外交史研究脈絡的形成
對於中國外交史學術脈絡形成的背景，唐教授表示由於中國本土的中國外交史研究受當下「內外交困」之局勢所影響，因此形成了側重「宏大敘事」以及著重於「實證研究」兩個性質有所不同路數。針對前者側重「宏大敘事」脈絡的形成，唐教授指出最早進行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群體則為參與革命黨事務的知識份子。以中國同盟會的成員劉彥著作《中國近時外交史》為例，唐教授指出此著作的核心目標則為促成國族記憶建構與宣揚革命，此脈絡在民國肇建後仍存續並對日後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之歷史敘事產生影響。
關於「實證研究」此一脈絡的萌芽，唐教授則表示其與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外交家蔣廷黻息息相關。早期的外交史研究大多依賴外文檔案（特別是英文檔案），因此蔣廷黻則立志打破依賴外國檔案建構外交史的現狀，並以「歷史化」、「學術化」中國外交史為己任，期望能超越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除了運用《三朝籌辦夷務始末》等史料從事實證研究外，蔣廷黻前往景山西大高殿抄錄軍機處檔案，並以此編輯《籌辦夷務始末補遺》、《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等史料彙編。除此之外，蔣廷黻在從事史料編纂工作時亦帶領郭廷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等學生參與其中，由此足見蔣廷黻實為中國外交史運用中文檔案進行研究的「開山鼻祖」。針對前述事蹟，唐教授則引作家李敖「替中國外交史導航的人」描述蔣廷黻對於中國外交史領域的貢獻。
近史所檔案館庋藏外交部門檔案的來歷與中國外交史在臺灣的興衰
承續上述脈絡，唐教授更進一步簡述本館庋藏外交部門檔案的經過。在1928年6月北洋政府傾覆後，南京國民政府設立外交部北平檔案保管處並任用一批北洋舊人負責接收、清理外交檔案。而由於當時國民政府外交部所在地為南京，因調卷之因素有一部分北洋政府的檔案被放置於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之中，此部分檔案先後移交國史館、國家檔案館庋藏。在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後，由於財政支絀加之空間不足，時任外交部長葉公超便與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商議是否能將該批檔案交與中研院；當時朱家驊正在籌備近代史研究所，其認為該批檔案可成為近史所起家的基石，因此應允外交部之商議。而在1955年近史所籌備處設立之後，則由籌備處主任郭廷以繼續接洽，隨後外交部於該年10月將包含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以及北洋政府外交部等外交部門檔案托交近史所。
憑藉此批檔案加之美國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等單位的經費支持，郭廷以透過整理編輯檔案之方法訓練李毓澍、王璽、李恩涵、黃嘉謨、趙中孚、林明德、李國祁、黃嘉謨、張存武、陳存恭、李健民、陳三井、呂士朋、楊紹震等年輕的助理員，以此編纂了《四國新檔》、《中日關係史料》、《中俄關係史料》等史料彙編。透過整編外交檔案的訓練與憑藉檔案史料進行研究，中研院近史所於中國外交史方面建樹頗豐；因此，中研院近史所得以與哈佛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等學術單位齊名，並被學界人士譽為「南港學派」、「臺北學派」。
不過，由於郭廷以於1971年辭職赴美加之當時西方學界社會科學理論、文化史等領域興起，中研院近史所的外交研究受此雙重影響而逐漸沒落。直至1988年近史所檔案館落成以及外交部門檔案對外開放之後，中國外交史方才逐漸在臺灣有所復興。
求學歷程與研究經驗分享
回憶起自己求學之路，唐教授表示他曾選修過呂士朋、楊紹震二位師長的課程。而二位師長又分別師承郭廷以、蔣廷黻，可見自己與南港學派的淵源之深。早在就讀碩士一年級之際，唐教授便對中國外交史深感興趣，惟受到當時中研院近史所調閱外交部門檔案仍不甚方便。直至他前往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國際關係史系攻讀博士，適逢本館落成以及外交部門檔案對外開放後方才開始大量運用本館庋藏檔案。關於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求學的經歷，唐教授則表示自己深受英日關係史大家尼許（Ian Nish，1926-2022）教授影響。關於如何從事外交史研究，尼許認為從事研究時須注意「何為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何為政治宣傳（Political Propaganda）」，並透過檔案史料找尋題目並以此佐證相關論點。承蒙許尼教授指導，唐教授以此方法大量查閱英國國家檔案館以及本館庋藏外交檔案，以此完成博士論文"Britain and the Peking Government, 1926-1928"。
在1991年取得學位後，唐教授即返回臺灣任教並於陸續完成了被合稱為「北洋外交五書」的五本研究論著和一本入門學術讀物《什麼是外交史》。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唐教授以他的「北洋外交五書」為例分享他所見的檔案史料與研究成果。
圖二：唐啟華教授論著略圖/主講人唐啟華教授簡報 （圖表所有權屬作者，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關於《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唐教授提到他在使用臺灣以及英國等地所藏外交檔案時，發現關於不平等條約磋商的狀況並非如以往革命史觀所述。以《中俄協定》磋商的經過為例，唐教授指出蘇聯政府並非「自願放棄」在華特權，而北洋政府則嘗試透過種種條款磋商制約蘇聯在華特權；除此之外，孫中山主掌的廣州政府卻對北洋政府多有批評，並在「聯俄容共」的方針下對蘇聯的利益與立場多有遷就。另外，唐教授亦指出透過此階段的研究，他發現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仍承繼了北洋政府「修約」的對外路線。
而關於《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此一論著，唐教授延續上「修約」的視角，從清末保和會討論到參加巴黎和會及國際聯盟，指出在國內外政治的背景下北洋政府從親日漸漸轉為親美並採取「聯美制日」的策略。此外，唐教授更順帶提出五四運動的爆發與北洋政府內部的派系鬥爭有所關聯，透過實證研究嘗試宏大敘事進行對話。除此之外，唐教授表示他曾指導一篇與他論著同名的碩士學位論文（廖敏淑，1997年畢業）。當時他便對本館庋藏的相關檔案有所掌握，但後來在閱覽檔案時發現《北洋政府外交部》中的〈駐比使館保存檔案〉系列中發現新增了「陸總長在和會專電」、「總長室和議收發電」等檔案史料。唐教授推測這批資料應是陸徵祥下野旅歐時交給駐比利時使館保存，而這批資料亦成為進行此研究的重要素材。對此，唐教授打趣地說只要用功的程度夠、對學術的敬意夠，史料就會「跑來」找你。
圖三：近史所檔案館館藏《北洋政府外交部》駐比使館保存檔案，其中包括陸徵祥於外交總長任內的珍貴來往電文。攝影照/近史所檔案館
除了發現此批資料外，唐教授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中的〈駐比使館保存檔案〉系列中發現其中一宗檔案為「國體問題來往電」，內容為袁世凱稱帝的相關電文。可惜陸徵祥參與稱帝有關的秘密外交事務較少，相關資料仍須倚靠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外交部檔案（Foreign Office Documents，FO）、《日本外交文書》等史料進行多國檔案對比。透過多國檔案分析，唐教授發現袁世凱以二十一條出賣國權換取日本支持的說法並非如此，實際上日本並不贊成袁世凱稱帝。對此，袁世凱參戰問題聯英、俄、法壓制日本順利推動國體投票，足見洪憲帝制的推行反而是由當時在遠東勢力最為強大的英國所支持。不過，受制於一戰時加里波利（Gallipoli）戰役失敗後英國在遠東之外交政策向日本妥協，袁世凱的稱帝之舉在日本的反對與影響下最終失敗。透過檔案史料反映上述大國之間就外交方面的折衝，唐教授完成了《洪憲帝制外交》此著作。
在研究的過程中，唐教授注意到北洋政府時期曾任外交總長、國務院總理的陸徵祥的個人生平尚缺乏更深入研究。適逢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於2019年開放《陸徵祥文書》，唐教授透過此檔案與其他外交檔案史料進行對比，以此完成了《陸徵祥評傳》，系統性的梳理陸徵祥從外交官到天主教神職人員的歷程。唐教授指出，陸徵祥為清末民初最重要的職業外交官，他的經歷實為「弱國無外交」的縮影。
關於中國外交史的思索
通過上述個人著作分析輔以檔案史料舉隅，唐教授指出誠如顧頡剛先生於1923年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近代史受到「宏大敘事」的影響導致越晚近出版的論著越偏離歷史事實。由於缺乏史料，上古之歷史只能透過疑古的精神輔以考古出土文物進行研究；但近代史仍能透過大量的檔案史料作為證據，以此重建史實。舉例而言，外交檔案便是其中最寶貴的研究素材。因此，唐教授認為應當透過「北洋視角」進行研究，以此更豐富、多元的理解近代史。除此之外，唐教授認為在後西方、中國崛起實為中國外交史發展、轉型的契機，應當跳脫以往以革命宣傳為主的「宏大敘事」，使中國外交史成為視野寬闊的實證研究。唐教授表示，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透過檔案史料重現歷史的方法是為現代史學的前鋒，但該做學問的方法在非德國的地區常常被忽略其有唯心主義、歷史主義的一面。而外交史著重於多國檔案史料的對比分析，在此脈絡下亦著重「考據」而較為忽略「義理」，此亦是外交史日益偏枯的根源。並且，基於「列強壓迫」集體記憶的形塑，「宏大敘事」的影響力反而於近年越來越強。唐教授表示，若以外交史的視野而論，此現象實為「考據」和「義理」之間關係趨於緊張的體現。
對此，唐教授指出：「外交史是蘭克實證史學的先鋒，也是實證史學最後的堡壘。」相較西方於學科方面發展的較為完善，臺灣、大陸兩地分別受到研究浪潮轉向與「宏大敘事」的影響，近代史於實證研究方面仍有十足的進步空間。對此，唐教授指出與其援引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以期突破，倒不如從北洋外交史的學術化、歷史化入手，重探革命史觀、民族主義等「宏大敘事」的語境與問題，從「外交史」超越「舊政治外交史」；並透過多國檔案對照研究法的運用將中國置在東亞乃至於全球歷史場景之中，以此達到與「宏大敘事」對話並超越以往革命史觀、民族主義觀點的目標。
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唐教授表示他長年以中國大陸作為學術的對話群體（peer group），並在大陸出版了五本學術著作。雖說因挑戰「宏大敘事」的觀點導致他遭到了不少批評，但這數十年的努力也並非完全為無用功。舉例而言，2019年中國大陸教育部編版《中外歷史綱要》中便修正了對二十一條要求和對北洋政府外交工作的評價，並採納「袁世凱被迫簽訂不平等的《中日民四條約》」此更接近歷史事實的說法。此外，在2021年播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連續劇《覺醒年代》中，陸徵祥於該劇的形象亦變得相較過往更加正面。對於這些轉變，唐教授則以「功不唐捐」為自己的學術生涯做出評價，認為只要能夠將學術成果發表，終有被看見並產生影響的時刻。最後，唐教授用「為外交史招魂、替北洋正名」一語總結自己做學問的初心，並以此表達自己對中國外交史實證研究未來發展的期許。
圖四：與會學人仔細聆聽唐啟華教授講演。演講紀錄照/近史所檔案館
文／近史所檔案館 翁銘遠